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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关院长:大国崛起靠政府领导改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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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的演讲稿由了解中国但立场反华之人撰写,提“中国干涉论”可能是为“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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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编者按:中国国庆长假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长篇演讲。虽然早有预告,外界仍对这篇演讲的内容有些意外。彭斯在讲话中历数中国几大“罪状”,但即便美国媒体也认为他的话语中充斥无端指责和不实指控。正因为如此,观察家们感受到演讲背后流露的浓浓“冷战”气息。我们该如何看待美国领导人这篇讲话?美国真的想要打一场冷战吗?它与美国的对华外交战略是什么关系?一些传统的冲突热点会否因此升温?《环球时报》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进行全面解读。

[环球时报记者白云怡陆沅芷]www.56net.com,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很快,美国对华防范与戒备也日益明显。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看来,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有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靠政府领导改革的能力。所以,要想赢得未来中美战略竞赛,中国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做到在改革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美国。在当下,中国应避免和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把资源更多投入到科技竞争上。他把这些观点写入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着《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中。《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阎学通,听他讲述在美国挑起战略竞争的压力下,中国该如何保持“定力”,继续发展。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李晴晴】编者按:“安全共同体要面对的就是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恐惧,共同的不确定性。”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7月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开门见山,点出了可以概括当前国际局势的几个关键词。2018年上半年,国际安全总体形势依旧严峻,“不确定性”日益呈现,美国掀起的贸易摩擦更是给全球带来贸易恐怖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将于7月14日至1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创办于2012年的世界和平论坛是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本届论坛主题就是“构建安全共同体:平等、公平、正义”。采访中,阎学通表示,首先应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谈到中美关系,他认为,中国有机会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

环球时报:对于彭斯这篇演讲稿,有人赞其写得好,有人说它缺乏深度,拼凑了一些媒体的报道。您的看法是?

“中国是在数字化时代崛起”

  从“地区安全共同体”开始抱团取暖

阎学通:人们之所以对这篇演讲的看法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是因为人们已有的对中国的认识不同,这也包括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有不同的认识。看法与彭斯演讲观点一样的人,会说写得好,反之则会说写得不好。我认为,这篇讲话是由对中国有相当了解但政治立场反华的人写的。即使这篇演讲具有争取美国多数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作用,从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讲,该演讲给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影响恐怕是弊大于利。演讲明确告知世界特朗普政府要搞冷战,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的多数人都反对搞冷战。

环球时报: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大国兴衰,您认为决定一个大国能否崛起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环球时报:“构建安全共同体:平等、公平、正义”是本届世界和平论坛的主题,在您看来,应如何结合当今世界局势来理解论坛的这个主题?“安全共同体”的含义又是什么?

环球时报:一些人由此想到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在您看来,彭斯的演讲有这样的分量吗?

阎学通:我在新书《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中的观点是,大国崛起的成功在于政府领导改革的能力。中国的崛起靠的就是政府领导社会进行改革的能力。当年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其制度有什么特殊性。如果政治制度有决定性作用,那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奉行和美国相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没有成为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冷战时期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能像苏联一样成为超级大国。纵向比较,无法解释相同制度下美国为何时而有内战时而无内战,苏联曾经强大又最后解体。

  阎学通:“安全共同体”要分成两个概念讨论:先讨论什么叫“共同体”,再讨论什么叫“安全”。“共同体”是指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凑到一起,通过抱团取暖的办法维护共同利益。最早有“欧共体”,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在冷战期间成立的还有“东非共同体”。这就存在谁跟谁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哪几个国家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上有共同利益。共同体可以是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但必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客观上讲,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当某些国家有共同利益时,会和其他一些国家没有共同利益,甚至还会有利益冲突。因此,在讨论“安全共同体”时,我们设计的小组讨论很多都是区域问题的讨论,甚至有些是次区域的讨论。也就是说,从共同体建设来讲,区域共同体或次区域共同体的建设成功率高一些。

阎学通:丘吉尔的演说不是冷战的原因,只是冷战发生的标志。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判断大国战略竞争成为国际战略矛盾的核心,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这个报告所起的标志性作用远大于彭斯演讲,彭斯演讲只是对报告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详细阐释。

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执政的头半年,美国全球领导力就严重下降,而美国的制度没发生任何变化。班农是反建制主义者,他坚信政治制度起决定性作用,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中之间是模式之争”。我与他的看法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崛起大国,靠的是政府的持续改革能力,而非政治制度的改变;美国在21世纪的相对衰落是其政府的改革能力不如中国政府的改革能力。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领导,就得靠地区大国来维护各自地区的安全,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用中国老话来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东北亚共同体都建不起来,想建成东亚共同体就更不可能,更不要说亚洲共同体了。所以“建立共同体”需要大家从寻求小范围的共同利益入手。

“冷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可定义为“核威慑条件下以代理人战争为手段进行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略竞争”。冷战并不是指没有体系战争时期的大国战略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一战之前的和平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都不被视为冷战。我认为,当前的两极化在5年之内即可成为定型的格局,但这个两极格局将不同于冷战,而是恐惧和平,即人们长期担心大国间发生直接战争而战争未发生。

环球时报:如何才能保持政府领导社会进行改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什么叫“安全”?“安全”的定义是没有威胁,没有恐惧,没有不确定性。“安全共同体”要面对的就是“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恐惧,共同的不确定性”。当今世界在“世界领导”缺乏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不同国家的恐惧心理又不一样。比如说在贸易制裁方面,对美国贸易的顺差国会有恐惧,感觉不确定性也大。对美贸易逆差的国家则恐惧不太大,不确定性也相对较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恐惧是不一样的。大家面临的威胁也不一样。中东地区的威胁是战争,东亚地区则不是战争,特别是美朝达成协议后,朝核问题也没那么严重了。威胁不一样,共同的安全利益就不一样,因此哪些国家能组成“安全共同体”,就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共同安全利益了。

我认为彭斯的演讲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特朗普政府的中期选举争取选票,因为今年3月之后,美国社会负面的对华观点成为主流;二是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争取社会支持,因为美国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够专业。

阎学通:从建国以来的经验看,要想保持政府具有较强的领导改革的能力,主要需注意两点。第一,能保持社会向进步的和建设性的方向改变。第二,能把改革理念转变成具体政策并贯彻落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有改革意愿,但却没有改革能力,他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最后付诸实施的政策,克服不了来自国会、反对党以及各部门的阻力。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在不断克服各种阻挠改革的障碍。

  环球时报:美国现政府奉行的“退出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世界秩序造成很大挑战。西方媒体认为,美国退出带来的权力真空,会给中国创造机会。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环球时报:彭斯提到,跟中国对美选举的干涉行为相比,俄罗斯是小巫见大巫。他是否是在统一国内立场,要将公众关注的焦点从俄罗斯转移到中国?

环球时报:和历史上英美两国的“大国崛起”相比,今天的中国还面临哪些全新的考验?难度是更大,还是更小?

  阎学通:从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看,美国政府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其基本特征。所以,从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软实力”明显下降,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在日益下降。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间,当主导国领导力衰弱,无法在全球提供领导或者从一些地区撤出而不再提供领导时,权力会出现真空。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兴大国或者崛起大国要注意,不能盲目进入这些地区。

阎学通:我不认为这个演讲能起到将美国公众的关注从“通俄门”转移到所谓“中国干涉美国内政”上去的作用。彭斯重复特朗普在联大上说的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为了“甩锅”。目前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占有优势,共和党处于劣势,现在说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可为选举失败铺垫好台阶。这有点报复民主党的味道,即民主党说特朗普赢得大选靠俄罗斯的帮助,他现在就说民主党如果赢就必然是靠中国的帮助。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时代与英美两国崛起的时代不同。英国是在机械化时代崛起,美国是在电气化时代崛起,而中国是在数字化时代崛起。如今,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国民财富主要来源,如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竞争,对中美两国来讲都是新课题。

  我们首先要问:美国为什么要从这些地区撤出来?为什么不愿意提供领导了呢?美国的实力要比崛起国强大,如果美国都无力为这些地区提供领导,那比美国实力还弱的国家有能力去替代美国吗?美国退出一定是因为在一个地区提供领导所需要的实力超越了它现有的实力,已经形成负作用了。原来实力足够强大时,美国从提供领导中获得的是收益。现在实力衰弱后,它继续提供领导,收益小于代价,得到的是损失。此外,美国如果能力比我国弱,我们还可以考虑提供领导并获得收益的方案。但客观情况是,我国的实力比美国弱,美国现有的实力都无法通过提供领导获益,那我们更不可能。也就是说,当我国还没有能力为周边地区提供领导之前,为周边之外的地区提供领导,结果将是损失大于收益。如果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提升我们在周边地区的领导力。目前在周边地区建立领导地位都是困难的。特别明显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台海没有战争风险,最担忧战略竞争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

所有大国的成功崛起靠的都不是复制以往崛起成功的经验,而是根据时代的特殊性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因此,中国面临的最大考验是,能否快速且持续地提高改革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当然包含政治、经济、科技等所有领域。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担心贸易摩擦向更多领域扩散

环球时报:在彭斯发表演讲后几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时称,美国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您怎么看他们的不同表态?

每个不同时代的大国崛起,其难度都是一样的,只能靠这个国家不断地和主动地在自我纠错的过程中创新摸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环球时报: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您预测形势会如何演变?

阎学通:美国制定全新对华政策的工作应该不会晚于去年11月中旬。特朗普去年11月10日结束访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于12月18日,之间只有五周多一点时间。我怀疑特朗普访华前就已经安排写这个报告了。彭斯演讲是在落实全面审视对华关系后的基本政策,不是才开始。蓬佩奥的说法从文字上来讲也不算错,一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中,还没有出台,估计过些时间就会出台;二是美国将出台的对华全面对抗政策可能不使用“遏制”这个词。他们两人说的没有矛盾,彭斯讲的是对华政策的原则方向,蓬佩奥讲的是具体政策。

不搞意识形态之争不是“鸵鸟政策”

  阎学通:美国媒体称,未来美国贸易政策将不再以维护WTO国际贸易规则为重心,转而寻求捍卫美国主权。美国的做法正在冲击现有的全球多边贸易制度,似乎还想彻底改变现有的多边贸易制度。关于贸易摩擦如何演变,其实很难预测。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贸易冲突会扩散到投资领域,再从投资领域扩散到金融领域,进而从金融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从目前看,从贸易领域扩散到投资领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很多商品的出口是跟外资的投资、建厂直接相关,所以从贸易冲突转向投资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否会继续扩散到其他领域,目前我还判断不了。

环球时报:彭斯演讲中多次提到台湾,包括拉美三国与台“断交”等,其论调同以往的美国政府相比是明显变化吗?台海战争风险会骤增吗?

环球时报:美国对华防范和戒备心理似乎越来越明显,有人认为美国想挑起意识形态之争。对此,您怎么看?

  环球时报:目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防范心理非常严重。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意识形态之争?

阎学通:特朗普一赢得大选就表示将支持“台湾独立”;他和蔡英文通话,说不承认一中原则;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第二天,让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派正局级官员到台湾参加与蔡英文同台的政治活动;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台进行官方往来和军事合作……我认为找各种理由来证明特朗普不敢支持“台湾独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特朗普对台政策还有不明确的方面需要研究,应是其支持“台独”的政策会增强得有多快,以及全面恢复美台军事同盟活动将达到什么水平。

阎学通:当下的中美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很难有共识,因此,防止两国目前的战略竞争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中美发生意识形态之争,就可能引发“新冷战”,这对世界不利,对中美双方也不利,特别是对中国的崛起不利。

  阎学通:首先,如果中国和美国都向外推行意识形态,这个“争”就不可避免。单从中国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不向外推广“中国模式”,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意识形态之争带来的风险,因为“争”需要双方同时采取行动。其次,特朗普本人目前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时还不想和中国发生意识形态之争,目前是其内阁成员作出“模式之争”的判断。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讲话中谈到非洲时表示,要把西方模式,也就是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教给他们,让非洲的发展更接近“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海军学院讲话时也在谈跟中国的“模式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特朗普没有认定中美是“模式之争”之前,我们是有机会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应在特朗普没下决心支持内阁成员挑起的“中美模式之争”时,在意识形态上尽量避免冲突。

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是有界限的,即他不敢发动核战争。面对朝鲜非常有限的核力量,他都放弃最初对朝进行定时军事打击的想法,因此也不会冒与中国直接战争的危险。他支持台湾和平“独立”而非武装“独立”。中国自提出和平统一后,武力统一已不是对台政策目标。因此,特朗普任内,台海没有战争风险。

特朗普目前尚未表现出进行意识形态之争的决心。但美国的精英们,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可能想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因为他们认为搞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比我国有优势。不过,只要我们坚决不搞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单方面也搞不起来。

  环球时报:您3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亚太这个局部地区,形成了中美两极格局,但在全球范围内,还仅是中美两极化的发展过程,两极格局还没形成。”现在,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环球时报:当下,“美国朝野反华论”兴起,真的到了这样的程度吗?

中美究竟在什么领域竞争,我认为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说我们现在需要某种战略定力,那我认为这一定力就是坚决不搞意识形态之争,不搞模式之争。这不是胆小,不敢竞争,而是把竞争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对民族复兴最有意义的领域。

  阎学通:首先国际格局有三种形态,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和多极格局。哪一种格局对中国更有利呢?这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如果中国在这三种格局中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那么对我们影响都不大。如果在这三种形态中间,我们都是一极,那最理想的当然是单极格局,因为自己一家独大。如果是两极格局,而中国是两极中的一极,那则显然好于在多极格局中是一极,也好于单极格局中的那一极不是中国。所以现在问中国面临的风险会不会增大,我自己认为,跟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相比,在两极格局中,中国作为两极之一,是一个利好。不是风险增加,而是风险减少。比如说,在两极格局下,美国不会派飞机炸中国的大使馆,在单极格局下,美国就可以这样做。在两极格局下,美国不会派军舰阻止中国的商船并登船检查,而在单极格局下就可能。所以从安全角度来讲,中国在两极格局中面临的风险远远小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如果形成中美两极格局,说明中国的实力跟美国的实力是在同一等级,意味着中国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崛起的。如果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则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并不在同一等级,中国不可能崛起。所以两极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好的。

阎学通:今年3月之后,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我7月末去美国参加一个中美海上安全合作会议,与会的美方代表基本上是长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长期从事中美友好活动的人士。会上美方代表使用的语言非常谨慎,但内容针对性非常强,用很多我国对内政策为例,支持他们对中国政策方向的疑虑和恐惧。美国社会反华舆论与我国内政有关,这证明中央在2006年所作的“内政和外交两个大局已合为一体”的重大判断是正确的。给彭斯写稿的人知道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也知道人们普遍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个逻辑,因此在彭斯的演讲中用我国对内政策来支持演讲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反华观点。

环球时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您怎么看这些所谓“文明较量”的荒唐言论?

  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中的苏联失败了,一个核心原因是苏联的国内政策出现严重问题。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中美两国谁能在竞争中胜出,取决于谁的国内政策更成功,即提高国力的速度更快。冷战的经验是,大国都是靠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格局。与美苏两极格局不同,如今中美两国关系是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已经合为一体,因此能否制定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殊性的内外政策,关系到中美谁能使两极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环球时报:有学者认为,中美目前只是在经贸、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在传统军事安全和政治外交上并不存在风险。您怎么看这一观点?美国加大南海巡航力度会成为风暴点吗?

阎学通:蓬佩奥的团队称美国“第一次与不同文明大国较量”,这充分说明该团队在专业上的不成熟。事实上,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在美日之间发生,当时美日是两个不同文明的强国。然而,发生在两个不同文明的大国间的战争,其性质并不必然是文明冲突,多数都是权力冲突。蓬佩奥团队意识形态很强烈,但专业性又不太强。

  中美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阎学通: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我们当然希望中美战略冲突不要扩散到其他领域。但冲突能否控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取决于双方的策略选择。从目前的趋势看,扩散到军事安全领域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不再邀中国参加环太军演,与台湾军事合作已经开始,以中俄军事合作为由制裁中国高级将领。现在朝核问题已不再是东亚安全热点,热点移向台海和南海的可能性上升。中美军事冲突增加具有必然性,但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为核武器使双方都不敢进行直接战争。我个人最担心的是双方战略竞争从安全领域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一旦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双方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就会出现。

美国误判中美战略竞争性质,我们没有必要去纠正,也纠正不了,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中美战略竞争性质的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我认为,赢得这场战略竞争的核心是获得持续技术创新的优势。特朗普专门就5G问题发表公开讲话,如今不惜代价地遏制华为,由此可见技术竞争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只要我国有技术创新优势,发达国家也会“选边”支持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游说美国盟友阻止华为5G的策略并没有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

  环球时报:很多人热衷谈论中美之间能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您曾明确表示,“不赞同中美会爆发战争的观点”。您是否依然坚持这种观点?

特朗普的另类需充分估计,其单挑战略对中国是个机遇

环球时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一些中外学者担心中美冲突会日益进入“危险地带”。此外,美国近期还在台海等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您认为中美关系短期内将会如何发展?

  阎学通:我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之间仍然爆发不了战争。或者说得更长一点,五年之内中美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核武器。核武器决定了中美双方都承受不了核战争灾难,不敢进行直接战争。连朝鲜有了核武器,美国都不敢对它发动战争。

环球时报:过去大半年,无论是挑起贸易战还是加强制裁俄罗斯,都是美国对外大战略的体现吗?

阎学通:整体来看,中美战略冲突更加严重恐怕是一个基本趋势。不过,只要我国不接茬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全面冲突就不会发生。这不是“鸵鸟政策”,而是战略选择,选择争什么和不争什么。技术竞争必须进行,但意识形态之争对中国的崛起没有意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是在选择有优势、风险小、成本低的贸易领域作为切入点,与我国开展战略竞争。

  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中美战略冲突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形式,贸易对抗、金融对抗都是可能的。至于说代理人战争会不会发生,我不敢排除可能性,但我认为是小概率的可能。

阎学通:去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今年1月的《国防战略报告》非常明确地描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愿相信这两个报告表达了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想法。有些人以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为由,说他说一套做一套,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认为他不会另类到与以往美国领导人完全不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领导类型决定其政府战略偏好。我认为,我们需要充分估计特朗普的另类性,他是个与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同的领导人,对其大战略的另类性,应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对冲战略不是冷战选边站

  环球时报:提到美朝关系,您曾经说,不排除朝核风云联动台海局势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朝核问题有所缓解,您是否坚持此观点?台湾问题在特朗普任期内是否会大大激化?

环球时报:特朗普好像没打算联合盟友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对盟友也多有责难,为什么?

环球时报:您曾提出世界格局从“单极”走向“两极”的观点,这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我认为,现在联动已经发生了,只是联动的形式是我原来没想到的。这次联动的形式是美国先把中美贸易赤字和朝核问题挂钩,朝核问题之后,美国把贸易赤字变相地和台湾问题挂钩。也就是说朝核和台湾之间的联动是:因为朝核问题的缓解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而不是因为朝核危机上升带来台湾问题的严重。

阎学通:特朗普不靠盟友进行战略竞争的做法也反映出其领导类型的另类特点。特朗普与盟友闹矛盾的原因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原因有相似性。核武器使中美两国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两国都认为既然不打大仗,军事盟友的价值就不大了。维持同盟关系是有成本的,当看不到维持同盟的成本见收益的前景时,就放弃同盟了。

阎学通:我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曾判断,国际格局的中美“两极化”开始了,而这一格局将在2023年定型。这中间的10年是格局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在“两极化”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发生什么?第二,“两极格局”定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我想,在“两极化”的过程中,一些中小国家将面临中美竞争迫使其必须选边站的压力。如今这种影响已经显现,如蓬佩奥到处拉盟友,打压中国5G技术的发展,加拿大、澳大利亚跟着美国走,但其他国家不太愿意跟着走。我想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战略选边中已不起决定性作用。到2023年,如果“两极格局”形成,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重新恢复“不结盟政策”,因为“不结盟”有利于中小国家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来维护各自利益。届时,不仅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会采取这个策略,只不过到时可能会用“对冲”或其他的新词来形容这种战略。有东南亚国家已率先采取一种“对冲战略”,即“问题性选边战略”,来应对中美“两极化”形势,比如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甚至还可能进一步细化,有的国家在经济领域是投资靠美国,贸易靠中国。现在,欧洲国家和日本也开始采取相似的战略。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已派国务院正局级官员到台湾进行公开的官方访问,而且和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同台参加活动、发表演讲。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美国务院已提出申请派遣海军陆战队队员前往台湾守卫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这些迹象表明,美方已经与台湾恢复了官方关系和军事往来。这些和我当年的预测相比,问题都更加严重,而且我认为还会向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特朗普选择单挑战略与中国竞争的做法,对中国来讲是个机遇。自1989年以来,除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外,长期以来在中美冲突问题上我国都面临美国带领盟友的集体压力。特朗普单挑战略一方面使我国崛起不面临西方集体围堵,另一方面恶化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这两者对我国崛起环境的利好影响远大于特朗普与华对抗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我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普遍改善,包括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冷战结束后的最好国际战略机遇。

环球时报:如果说“两极化”2023年定型,那么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决定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因素又是什么?

  环球时报: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引人关注,特朗普此前也提及有可能从韩国撤出美国驻军。您如何看待这个可能性?

坚持以美国为重中之重的人,会认为形势对中国不利,对认为周边国家关系总和的重要性超过美国的人来讲,现在的形势有利于中国。

阎学通:我认为,在“两极格局”定型之后,中美战略竞争恐怕会继续较长时间,这应当是一场最短以20年为时间单位的竞争。我国要获得与美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平等地位,估计需要至少20年。而在这20年中,无人能保证我国一定“胜”出,这取决于我国改革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也要看未来20年里美国会不会有具有强大改革能力的政府。

  阎学通:我觉得目前特朗普还停留在说的阶段。特朗普任期内从韩国撤出全部美军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基本不太可能。

中美战略竞争已有8年,这种关系未来10年不会逆转

环球时报:中美竞争加剧会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趋势吗?过去10年,有人提出G2、“中美国”等说法,如今看,中美之间的积极面还有哪些?

阎学通:奥巴马于2010年采取“重返亚太”即“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用来平衡或防范中国崛起的。从2010年起,中美之间就是竞争大于合作,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竞争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本质。中美关系的性质在2018年没有改变,只是竞争的程度更加凸显,特朗普防范中国崛起的手段比奥巴马粗鲁,使得否认中美战略关系本质是竞争变得更困难了。

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为起点,中美战略竞争已有8年时间,现在呈现出不断加剧之势。由于中国实力增长速度减缓,缩小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时间会拖长,因此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果也会延后。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从历史上看,一个两极格局形成后,持续20年或更长是个普遍现象,因此我预测10年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会发生逆转。

彭斯如此反华的演讲,竟以表达与中国合作意愿结尾,这种矛盾做法反映的就是双边关系还有积极因素。全球化条件下特朗普政府无法让中美关系完全脱钩,无法像对苏联那样完全关闭大门。美国仍需要在防止核扩散、反恐、打击国际犯罪上与中国合作,还需要与中国保持高层交往,需要中国游客去美国消费,需要中国富人买房,需要进口中国商品,还需要中国学生交高昂的学费和做数理化的助教。这给我国通过加大开放稳定双边关系的策略提供了条件。

我想说,我们应借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破解西方封锁的经验。加大各领域开放力度是当年成功的主要经验。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国都不撕掉进口的外国杂志中有关中国的报道,结果1993年我国国际环境就全面改善。加大开放不仅有助于我们赢得贸易战,而且可以推动中国崛起早日成功。如今的信息化时代,网络在大国战略竞争中有至关重要作用,开放网络将大幅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即战略竞争力。(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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